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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编纂者都不会否认。据《肥东县志》,肥东1958年9月全县掀起大办钢铁运动,实行人民公社化,普遍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成风。因农民劳动积极性受到挫伤,大多出工不出力,不求劳动效果,有的逃避出工,致使农业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1958年和1959两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分别减少43.3%和54%。而许多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正视形势的严重性,反而滋长了骄傲情绪,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等不正之风日益发展。下达任务提出高指标、高要求,并层层加码,限期完成。迫于压力,上报成果时又级级夸大,报喜不报忧,于是高产卫星纷纷上天,有亩产15500公斤的中稻卫星,24000公斤的山芋卫星,1520公斤的小麦卫星,5500公斤的皮棉卫星等等。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仅2.05亿公斤,夸大了一倍多———5亿公斤。虚报产量的结果是高征购,1959年全县只产粮食1.5亿公斤,征购额却高达0.85亿公斤,去除种子外,农村存有的粮食量平均每人不到50公斤,导致1959年冬和1960年春发生普遍性的饥荒,人口外逃、疾病、死亡和土地荒芜遂四处蔓延。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面对大面积死亡现象,官僚们的冷漠态度。冯希仁挂职救灾回来后,腿也有些浮肿,他向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汇报说农村死人太多,都没有人抬,希望兼任市委委员的印染厂一把手赶紧向上汇报。但党委书记警告他:你不要讲。“饿死人”似乎成了国家机密,说出来就要犯错。冯希仁的确不敢对外讲,他知道,位于合肥蚌埠路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曾声称自己家乡肥东县饿死了人,但组织调查后宣布“没饿死人”,这位“造谣”的书记于是被打成反革命。这种紧张的空气,冯希仁的妻子也有感知:救灾回来的职工都不讲这些事。只有好朋友间才敢说。尤其令人唏嘘的是,大饥荒死难者名单上几乎全部都是农民。不要说城市里的官僚,即便在生产队任个一官半职,也大抵会因特权而多吃多占,免于饿死。换言之,“大跃进”导致人口大跃退,本是历史的常识,不应引发争议。可讨论的,是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跃进到底饿死几千万人,历来存有争议。争议的产生,和官方曾试图掩饰这一阶段的历史有关,相关数据不能统一。以安徽省为例,学者曹树基按省内各县志记载的人口资料汇总后发现,1958-1962年,该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633万;杨继绳对《中国人口》安徽分册数据的计算结果,则为226.28万;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在刘少奇的施压下,安徽上报的死亡人数则为400万。各种统计数字相差的确巨大。而且,在安徽省内,各县市饿死人的比例会有不同。不同省份之间,也有差异。譬如邻近安徽省的江苏省,情况就好一些。冯希仁的老家江苏泗洪农村,1960年前后虽然也饿死人,但相较安徽则少一些。但在大跃进期间,举国上下饿殍遍地,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以上,应无疑义。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党史》第二卷,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承认仅1960年一年全国人口就减少1000万。林治波的微博,导致互联网上对大饥荒真相的探讨。各种亲历文本与统计数据,在微博上转评,成为近来最为热门的公共话题之一。5月1日,林治波在微博上道歉,并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这样的认错姿态,当然值得嘉许。而想要防止历史悲剧重演,首要是尊重史实,不遮蔽,不歪曲。
新华社酒泉5月6日电(记者 王申) 5月6日15时1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天绘一号02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天绘一号02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国土资源普查、地图测绘等诸多领域的科学试验任务。卫星获取的遥感信息和试验结果,将对我国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61次飞行。
中新网酒泉5月6日电 (张利文) 北京时间5月6日15时1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天绘一号02星”,卫星升空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天绘一号02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国土资源普查、地图测绘等诸多领域的科学试验任务。该卫星获取的遥感信息和试验结果,将对中国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承担本次卫星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这次发射也是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161次航天飞行。
日本岛根县隐岐岛中新网5月6日电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岛根县隐歧之岛的东部海岸5日发现一具全长2.6米的鲸鱼遗体。鲸鱼遗体冲上该岛,这还是第一次。由于今年2月,该岛还冲上不少深海鱼遗骸,使得当地岛民忧心忡忡,猜测海底在发生某种异变。据报道, 从事海洋生物调查的日本环境省自然公园指导员野津大(67岁)称,2日上午10时许,在隐歧之岛的东部海岸发现了这条鲸鱼的遗骸,估计已死亡数日,遗骸已开始腐烂。岛根县立海洋馆称,这头鲸鱼俗名“巨花头”,在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常有出现。今年2月14日在隐歧之岛的东部海岸,民众曾经发现一条生活在海底200-500米深处的“鲑头鱼”的遗骸。同月2日,在岛的西侧海岸也漂浮着延绵1公里的深海小鱼。野津先生认为,这说明深海处正在发生异变,深海鱼的生活环境遭到了破坏。当地岛民称,渔民们一直把“鲑头鱼”称为“地震鱼”。2004年2月,鲑头鱼飘浮在日本近海,当年10月,新泻中越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
今年电商网站“京东商城”发生用户账户被盗事件,其数据来源于2011年“CSDN”网络用户信息泄密事件。日前,海淀检察院批准逮捕了犯罪嫌疑人陈某、唐某、肖某和张某等4人。 2012年2月,陈某从亲戚、老乡处获取了一个存有800多个京东商城客户账号及密码的文档及一套查看上述账户内资金情况的软件。其后,陈某开始在他位于广东的住处内,使用自己的台式机,利用上述软件对京东商城客户的账户进行扫描。如发现账户内有资金或京券,他便冒用客户的账号及密码登录京东商城网站,盗刷账户内的资金及京东商城优惠券,在网站上下订单购买平板电脑、黄金饰品、手机、彩票等商品,由京东商城将货物快递至嫌疑人指定的地点。最终陈某以上述手段盗窃京东商城1620余名客户账户内的资金,在京东商城网站上购买价值约10000余元的物品。 2012年3月初,陈某将这一存有京东商城客户用户名及密码的文档拷贝给唐某。唐某遂采取同样的方式,盗窃了京东商城40余名客户账户内的资金,购买价值约7351元的物品。 此外在2011年年底,另两名嫌疑人肖某、张某在湖南省衡阳市的网吧,盗刷京东商城客户账户内资金,在京东商城网站上下单购买商品。后二人分头作案,肖某共盗窃619名客户账户内资金购买价值近9000元的商品;张某共盗窃83名客户账户内资金购买价值15000余元的商品。 2012年3月4名嫌疑人被海淀警方抓获。据悉,此案嫌疑人获取的京东商城客户数据,源自于2011年CSDN泄密事件泄露的数据库及天涯社区论坛泄露的数据库。 目前,海淀检察院已向京东商城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全面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加强技术安全保护措施等。 (北京晚报 王蔷 金枝)
新华社贵阳讯 由于降雨量持续偏少,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部分地区眼下正遭受严重旱灾,一些百年古井、饮水工程水源点等枯竭,部分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面临困难。旱情发生后,当地干群奋力抗旱救灾,确保群众生活用水。据初步统计,目前黔西南州境内河道断流58条,水库干枯3座,机电井出水不足866眼,因旱导致93万多人、31万多头大牲畜发生临时饮水困难,农作物受旱面积100多万亩。兴义市等中部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已达重旱等级。记者近日在兴义市万屯镇盘兴村尖山组看到,百年老井杨家水井已完全干枯,而附近70多户村民依靠这口井生活。尖山组村民组长黄希金说,这口井从未干过,但今年2月份水就见底,3月份就完全干枯了。在政府支持下,当地村民在这口井的附近新打了一口井,可以解决100多户村民的吃水问题。(北京晚报)
新华网杭州5月6日电 (记者 岳德亮)记者6日下午从浙江杭州市临安消防大队了解到,经过各部门的联合清障,205省道上堆积的山石已经清理完毕,该段道路恢复通行。 5日晚间,因太湖源镇里畈水库山石坍塌,导致205省道近40米长的路段被完全掩盖,交通中断。 接警后,临安市公路、交警、民警、电力、消防等部门很快投入到紧张的人员搜救和山石清障工作中。经过消防官兵1个小时的探测,未探测到生命特征。后救援人员开始动用挖掘机对坍塌山石进行挖掘、清障。
[导读]张春桥琢磨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审判“四人帮”(资料图)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闷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九大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子。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了,“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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